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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今年30岁，也可能40岁，离家多年，生活在城市边缘，从西搬到东，住一个简陋的出租屋，睡廉价木材编造的床。

你所站立的土地，不是你的故乡，永远无法成为你的家。你悬空在不确定的生活中，以为这里是暂居之地，待在这里的时间，竟比你预想的还要长。

这是“你”的故事，是成千上万漂泊者的故事，也是72年前一个青年人的故事。

青年名朱西甯，23岁，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让他成为历史中“站错队伍的人”，自此与亲人离散四十年。

在此后漫长的人生中，他始终游离。远离故乡，去往陌生城市，多年不购置房屋，不停向陌生的地方迁徙。

多年漂泊生涯，他乡成了故乡，故乡变为他乡。

这样漂泊游离的一生也意外靠近了现代化的本质：

陌生、迁徙、充满不确定性，以及如何在这份不确定中存活下去。

游离

台北辛亥路的山坡巷子里，一栋老房子坐落于此。房屋后山种着玫瑰、茉莉、月季和一些不常见的花果，花果附近，有一棵桃树和一棵桂花树。阳光照在花果上，如雾如霞。

朱西甯与妻女住在这里。

辛亥路远离市区，偏远僻静，后山本是一片荒地，朱西甯多年前领着家人拿锄头锄掉荒草，将喜欢的花果栽种进去。改造完，后山成了朱家人的秘密花园，他们来这里遛狗，也来这里晒太阳。

台湾朱家，文学爱好者一定不陌生，朱家一门三代从事写作。父亲朱西甯是小说家，母亲刘慕沙翻译外文，三个女儿朱天文、朱天心、朱天衣是享誉台湾文坛的朱家三姐妹，朱家第三代的谢海盟如今也成了一位自由写作者。

在朱家，每个人都习惯独处，他们在房间看书，或者在咖啡馆写作，除了朱西甯和女婿唐诺，其他人靠稿费生活，没有上过一天班。

直到今天，朱家后人还挤在朱西甯留下的老房子里，他们对物质的要求低于普通人，衣着朴素，在收费便宜的咖啡馆写作，写作的工具不是电脑，也不是手机，而是笔。

朱家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现代设备，朱天心的丈夫唐诺向《好奇心日报》解释，“只有让你的生活尽量简单，你的自由度才会出来”。

朱家三代人过着一种与现代人相悖的生活，他们不为名利困扰，不被热度新闻裹挟，不去思考名校、996、KPI、薪资涨幅、内卷还是躺平——这些当代人常见的焦虑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。朱家人这样罕见的活法像是证明，流动的时代里，你完全可以过一种静态的、反潮流的生活，不需要和流行贴得那么紧密。

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过？或许从朱西甯开始，朱家人游离时代之外的姿态就被奠定了。

朱西甯一直被外界称为台湾现代主义作家，事实上，他是大陆人，祖籍山东，在江苏宿迁长大，小时候常于苏北安徽等地漂泊。

1949年，他放弃学业加入国民政府军队，随军来到台湾，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从这一年起，台湾全省戒严，近40年，两岸之间互不往来。

朱西甯身份尴尬，对于大陆，他是台湾作家，是海岸那边的人。对于台湾，这是外来兵，永远的外省人。

朱西甯的妻子刘慕沙是台湾本地医师的女儿，慕沙的父亲常告诉她，“嫁给外省军人的话，不如剁给猪吃”，这样激烈的观念侧面印证了那个年代，台湾本地人对大陆军人的态度。

刘慕沙鼓起勇气带着乐谱和网球拍与朱西甯私奔，才有了他们后来的婚姻。

常年漂泊，在一个眷村与另一个眷村之间迁居，容易形成游离感。汉语解释里，游离指“离开集体、联盟或者依附的事物”，也能用来形容人的漂泊与孤独。

北漂、沪漂们或许对这种游离状态有所共鸣，七十年前，朱西甯的感受更深、更痛，游离于两地之间的距离，游离于无法产生归属的心理。

朱西甯的女儿们称，父亲从没有将这座岛屿视作可以落脚生根的地方。在台湾住了几十年，朱西甯不打算买房，他告诉家人，“买什么房子，安家落户的，就不打算回去了么？”

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

等到三个女儿长大，狭窄的旧屋无法容纳这一大家人，朱西甯意识到返乡无望，才购入一套房产。

搬家那天，朱西甯的脸上完全没有乔迁之喜，中国人传统观念里，买房代表落地生根，他无法在这里生根。

女儿们的印象里，父亲对故乡的眷恋处处可见，台湾的冬天很少下雪，每当看到雪，朱西甯会把女儿们叫起来，很小声地告诉她们，“这是霜，老家的冬天，早晨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他始终在等待着有一天回到故乡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两岸仍未互通。朱西甯失望，又像是认命，他在小说《现在几点钟》里写道：“家不一定都是使你习惯的地方。”

买房前的二三十年，朱家人住眷村，这是国民政府在特殊时期安排国民党军人和家属的住所，眷村住着120万像朱西甯这样的人，他们用内陆城市的名字为眷村街道取名，让这里出生的每个孩子熟背大陆老家的地址。

从现在的眼光看，朱西甯和这120万人都是做错了选择的人。站立当下回望过去，所有复杂的选择都变得很轻易。但是，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，谁又能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？

朱西甯青年时期

朱西甯的长女朱天文在一篇文章里，还原了父亲弃学从戎前一晚的情形，“父亲的说法是，（他）哭着写日记，隔壁屋里有年逾花甲的两老，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，有一段不了情，更还有那个年龄贪恋的学问、学位……要割舍的太多，烟头烧掉半个木棉枕。”

第二天天亮，种种不舍都被他割舍下了，最终，朱西甯只带走了一本张爱玲的《传奇》，带着这本书，他走过遍地战火，走到了距离宿迁七八百公里的台湾。

多看一眼

张爱玲是朱西甯创作路上的启蒙者，朱西甯从军来台时，一切从简，唯独《传奇》舍不得放。

增订版《传奇》在香港出版时，朱西甯忍不住写信寄去，为张爱玲的新作祝贺，多年后收到了张爱玲的回信，信里称，她看过朱西甯的小说，不止一遍，尤其喜欢《新坟》。

此后，二人通信多年。其中一封信里，朱西甯倾诉自己对于文学的沉迷，进行自我剖析：

“时常亦会忽生疑问，文学作品由着人去欣赏就算了，人的天赋各异，任你多有热心又算得什么……

我也不过只像个动情少年，被其实一无是处的恋情滋味饱饱胀胀的充足了，老要溢出去。说不准是要与人分享，还是渴欲人知而得同情。”

那个年代，张爱玲的小说影响了不少作家，却没有人会像朱西甯那样，爱屋及乌地收留了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。

1974年，为了给张爱玲写传记，朱西甯拜访正在台湾讲学的胡兰成，与胡兰成结交。第二年，中华杂志发表文章《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》，胡兰成无法继续讲学，整个台湾文化界都在围剿他，朱西甯发来了邀请，请他住在自家隔壁讲学。

胡兰成（左）朱西甯（右）

胡兰成是人人唾弃的汉奸，朱西甯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。人们能想到的最强烈的一层冲突也不过如此。

没人理解朱西甯为什么这么做，妻子刘慕沙和他争论，不少好友也与他绝交。

当他邀请好友痖弦旁听胡兰成的文学课时，痖弦回复，“听你个头！西甯，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，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？”

“和汉奸在一起”，是朱西甯这一生最受争议的举动，让他付出了太多太多，老友绝交，声名扫地。

朱西甯很少为自己辩驳，多年后，次女朱天心在《三十三年梦》里写道，“我没问过他如何料理这国族情仇纠结，我猜，或许他长年地帮母亲过目译稿，早已晋身另一个超越眼下国界的文学共和国了吧。”

朱家祖辈信奉基督教，朱西甯也受基督教义影响。他曾在朱家客厅里，为学生讲解《旧约圣经》。

《旧约圣经》中有个故事，上帝决定摧毁罪恶之都索多玛城，摧毁前，他派天使提前告诉商人罗得，示意罗得可以带妻女离开，往山上跑，不要停留，也不要回望。

逃命过程中，罗得的妻子没有遵守，往身后看了一眼，就这么一眼，她被化作一根盐柱。

罗得之妻的多看一眼或许因为“欲望”，朱西甯的多看一眼源于“不忍”。女婿唐诺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朱先生有“多看你一眼”的不忍，他对世界充满同情，肯给别人机会。

他不顾所有人反对收留胡兰成，晚年自掏腰包创办《三三集刊》，聚集三三青年，都是在“多看他们一眼”。

所谓三三，头一个“三”是三民主义，第二个“三”与基督教相关，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。朱家会为这些三三青年提供免费餐食和写作指导。

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为了给青年学生讲解指点，一度放下写作。学生的作品中不乏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，还有人意不在此，来朱家只为蹭些名声，或是接近朱家的女儿们。无论是谁的作品，朱西甯都一行行地认真阅读，给出自己的建议。

朱天心为父亲不平，朱西甯解释，自己在流亡时期痴迷文学，如果有个前辈能在那时点拨一下，他在文学创作上可以少走不少弯路——朱西甯在流亡路上没有遇到这样的前辈，他愿意成为这样的人。

外界对三三争议很多，朱天心回头再看三三时期，像是一个“找士、养士的过程”，他们寻找有才能的人，共同学习和传播诗书礼乐，没有外界想得那么传奇，也没有外界臆想得那么糟糕，“只是我们自身能力学养不足，终只成了一场较长的文青夏令营。”

大陆作家虹影，虽不是三三青年，作为后辈作家，也曾几次受朱西甯指点。虹影发布小说《六指》，朱西甯为她写评论，称这是一部才华与功力兼美的作品。

虹影给朱先生写信，很快得到朱西甯的鼓励与鞭策，鼓励她继续写作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虹影去台湾参加文学研讨会，朱西甯头发全银，面貌慈祥，赠予她四本朱家两代人写的书，两人聊了近六个小时。

朱西甯告诉虹影，别去学时下的新生代作家只凝视微观自我，要将视野放得更广阔。

内里的核

虹影眼中，朱西甯喜欢动物，安宁慈祥，是世上极少数的大慈悲者，如果有一天没了家，想必朱先生也会收留自己。

接触过朱西甯的后辈有相似感受，朱西甯温和清瘦，一生不超过50公斤，对什么都表现得淡淡的，唯独在小说创作里，展现出山东男人骨子里的血性。

事实上，朱西甯从没去过山东，他是父母四十几岁生下来的小儿子，上面有两个哥哥六个姐姐，朱西甯出生时，哥哥姐姐们已经流散在外，有人读书，有人剿匪。朱天心说，自己的父亲是个非常寂寞的小男生，跟随爷爷奶奶长大，听了许多他们描述的山东民间故事。

朱西甯的小说背景发生在民国初期的山东乡野，他对人物的刻画狠辣决绝，《铁浆》里，孟昭有为了争夺官盐承包权，生生灌下铁浆，将鲜红的铁浆像灌进沙模子一样地灌进嘴巴里。

“铁浆劈头盖脸浇下来，喳——一阵子黄烟裹着乳白的蒸汽冲上天际去，发出生菜投进滚油锅里的炸裂，那股子肉类焦燎的恶臭随即飘散开来。”

另一篇小说《旱魃》里，主线是马匪和戏班少女的爱情，穿插一些山东当地民俗，作家莫言同样出身山东，看完后称，朱西甯的语言强悍、饱满、意象丰富，“这是一个少小离家浪迹天涯的小说家，在用语言来寻找和创造心中的故乡。”

“如果早几十年读到，（我）怕也不会有勇气写《红高粱》了。”莫言说。

用文学构建记忆中的故乡，以此来延续心底的思念，或许是支撑朱西甯度过漂泊生活的根基，也是他内心的核。

朱西甯21岁开始写小说，媒体报道，他到台湾后，白天上班晚上写作，创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，女儿们的印象中，父亲总是不睡觉，就这么伏在书桌边，写了一天又一天。朱天心告诉《好奇心日报》的记者，“那是我最初知道，世间有一个事可以让人这样着魔，但是那个状态又是很素净、很虔诚的。”

朱西甯经典作品大陆首次出版，理想国推出

46岁那年，朱西甯为了专事文学创作，提前退役，他没有一点存款，每个月赤字，女儿们都觉得这样的选择好大胆，朱天心称，“他在人生里的几次重大选择，完全以文学为最高，其他都可以让渡、舍掉、放弃、再说，可是只有这点他不松手。”

她在回忆录《三十三年梦》里写道：“脱开小说家身份时的父亲，是个单纯正直近于天真好欺瞒蒙混的人。”

“脱开小说家身份时的父亲”这句旁，朱天心加了一句批注：“可能吗？”

时隔多年，朱西甯再次与故乡产生联系是1979年，他收到了六姐的来信，信里称，他们的父母已于六十年代去世，两个兄长也不在了，族中亲友四散，亲友们都在动荡年代里尝透世态炎凉的滋味。

等了多年，盼了多年，等来的结果，比等待的过程更加煎熬。

朱西甯有个朋友，也是一位作家，名舒畅，他与朱西甯有相似的感受，他当年只身一人来到台湾，留下了妻子和在襁褓中的儿子，没想到此后多年音信全无。

他等了几十年，终于等到可以寻亲时，回到家乡他发现，妻子已经去世十年，儿子也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中年男人，血缘的连结也弥补不了他在孩子生命中缺席的那些年。

一点点的永恒

1987年底，两岸破冰，台湾当局宣布退伍士兵可以回大陆探亲。第二年，朱西甯带着妻女回到宿迁老家，距离他初来台湾过了近四十年。

这次探亲，朱家姐妹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的故乡不是山东临朐，而是江苏宿迁，也了解了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家族历史。

真的能与那些从未会面的朱家后人亲近吗？朱家姐妹心里有些忐忑。那些年，她们常常听说，老兵返乡后，倾家荡产子孙不认的传闻。等到真正来到宿迁，她们松了口气，朱天心惊讶地发现，“那务农的、做黑手的、刚放学的……皆一脸雀斑，见人就脸红的腼腆神情，好像在照镜子。”

台湾当局开放探亲的前几年，朱西甯每年都会返乡，他拿出积蓄修好了父母和兄长们的祖坟，又四处拼凑查访出一份完整的族谱，记下族里每个人的名字。

离开家乡时，他是23岁的青年，回来时，成了年过60的老人。为了弥补这么多年的缺失，朱西甯对家族后辈倾囊相授，鼓励每个孩子上学，帮忙凑齐学费，有些后辈希望向出版社投稿，他会帮忙润饰稿件，有些后辈想要出去创业，他也拿出近乎全部的积蓄

朱家姐妹意识到，本以为父亲对亲情看得很开阔，原来他有着这样的执着。

朱西甯生命的最后十多年，把自己关在小房间写《华太平家传》，这本书说的是华氏一族的百年流亡史，祖父华长老传教办学，用山东话讲圣经，父亲营生兴家，家族里的孩童流落到南方小岛，华氏一族的命运与朱家如出一辙。

朱西甯通过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朱家祖祖辈辈的经历，他从楼上卧房搬到楼下客厅，长期窝在茶几边的长沙发角落，旁边放着几大摞书，他一直不停地书写。

他写《华太平家传》近20年，有时写了十几二十万字，如果他觉得不够好，会一次次地销毁再从头来过，改了整整七次。

第八次启笔，他写了近30万字，想梳理一下书稿时，发现所有的书稿都被白蚁啃食干净，向着书桌的那一面书稿完全粉碎了。

眼见朱西甯的多年心血毁于一旦，其他人痛心不已，他却很平静，告诉女儿们，或许上帝是用这种方式委婉地告诉他，这本书写得不够好。

直到朱西甯1998年病逝，也没有完成《华太平家传》，他对这本书最初的篇幅预计是300万字，去世时只完成了55万字，这是他的第九次启笔。

长女朱天文眼里，父亲晚年的做法像极了《百年孤独》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，那位上校为人冷漠，与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但奥雷里亚诺上校重复制作小金鱼，又将其损毁的模样，与父亲晚年用尽心血写作又不断销毁的身影重合了。

《百年孤独》里，长时间的工作让奥雷里亚诺上校的背脊驼了、视力弱了，他得到了心灵的平静。现实中，不断去写作或许也是朱西甯获得平静的方式。

去世前一年，朱西甯得了肺癌，最后的日子，他仍然不愿意麻烦别人。

缠绵病榻时，他会抱有歉意地向妻女们说，“累坏你们了”。打电话告诉六姐自己的病情时，他的第一句话是“六姊，抱歉，让你挂心了。”

临终，朱西甯希望自己葬于南港军人公墓，在那里，墓地的大小按照主人生前的阶级分配，按照他的军阶，墓地如同鸽子笼一般。妻女们明白，他是想给家中节省办后事的费用。

朱家全家福

朱家人没有遵循这样的遗言，而是将他的骨灰放在刘慕沙的床头柜上，放上一个盆栽，偶尔会有猫睡在附近——一如朱西甯生前那般，他在沙发上写作，总有只猫围绕身旁。

过了近20年，2017年，刘慕沙也去世了，三姐妹将父母合葬在了阳明山上，阳明山在台北近郊，风光秀丽，他们选择花葬，将骨灰洒进花坛下方，来年，便会长出漂亮的花。

老一辈人离开了，他们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朱家三姐妹始终维持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状态：不讲吃穿用度，事事以文学为先。

大女儿朱天文用柔和的笔调书写边缘人物命运；二女儿朱天心爱好动物，定期喂养流浪猫，为公共事务奔走；三女儿朱天衣写童书散文，为孩子们造梦。

她们站在时代之外，维持独立又游离的姿态。

2018年，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系列纪录片邀请朱家姐妹将朱家的故事记录下来，这个系列曾纪录过周梦蝶、余光中、痖弦等多位曾在岛屿写作的诗人和作家。

几年前，朱家姐妹拒绝过片方的邀约，而这一次，她们同意了。朱天心解释，父亲去世20年，母亲也走了，“这一页历史似乎要翻过去了，我们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。”

借着拍摄纪录片的缘故，朱家姐妹们再一次踏上返乡之路，她们发现，宿迁早已变了模样，城市的新建筑遮盖了故乡的旧影。

朱西甯当年修葺的朱家祖坟被“文明城市示范街”的建筑覆盖，他曾走过的黄河废古道成了如今的生态公园。

城市改造大刀阔斧，朱西甯记忆中的故乡，愈加模糊了。